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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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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劳尔,一步踏入改革“深水区”  

2012-02-21 21:18: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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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表于《青年参考》2012年2月15日)

    自2011年古巴六大以来,劳尔·卡斯特罗全面接班,改革举措不断推出,古巴的改革可谓风生水起。劳尔似乎没有选择先经后政的“中国模式”,而是政经并重,一脚踏入了改革的“深水区”。

古巴模式需要调整了

   2008年病中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的访谈时,意外地说出这么一句话:“古巴模式甚至在我们这里都行不通了。”也许是菲德尔无意说出的,但却是古巴的现实。冷战结束已经20年了,古巴模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内外交交困之下,除了变革之外,似乎别无他途。

古巴模式中最核心的要素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鲜明的个性,古巴道路深深地印刻上了他的个性。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古巴模式并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在无数的偶然性中形成的,最终被锁定成一条道路。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之后,卡斯特罗应邀访美,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拒绝接近这位新锐的革命领袖;次年,苏联副总理米高扬访问古巴。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古巴似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卡斯特罗在“无意”中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份子。此后,古巴的几乎全盘接受了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苏联帝国土崩瓦解之后,僵化的政治经济模式却在古巴保留下来了。

古巴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美国的眼中钉,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不减反增,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美国的严厉制裁让古巴难以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开始改革,毕竟改革是一项风险极高的事业。

所谓的古巴模式,是冷战美苏对峙的遗产,并非古巴的“宿命”。苏联解体本身就是既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失败的结果,失去苏联援助的古巴不得不激活国内政治经济活力,自谋出路。其实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就开启了改革的大门,时至今日,中越两国的改革已经是成就卓然。

不改革,不但不合时宜,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

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

   劳尔·卡斯特罗在2008年成为古巴国家领导人之后才去了诸多措施,其实质在于创建一个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体系。古巴经济中几乎不存在私人经济,除了国有经济便是集体经济,衣食住行都是国家在分配,货币在这个国家是流通的,但是购物却需要供应卡,货币的交易功能大大折损。房屋、土地还是属于国家财产,但是可以允许私人保留与转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措施有别,但是一个逻辑是相通的:去管制化。自1928年斯大林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以来,国有化、集体化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特征,吊诡的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也是在逐渐消除束缚于个体之上的制度性约束。货币、交易、价值规律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糟粕而弃之如履,但是没有市场这一媒介,政府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各种权力的中枢,在这种情势之下,不仅市场隐没了,社会也萎缩了。

古巴600多万劳动力中,90%以上的人是“体制中人”,过于平均化的结果是吃大锅饭、互相扯皮,没有人愿意劳动。古巴的粮食80%需要进口,而全国土地有一半却处于撂荒状态。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没有市场这一机制,劳动力的错配到了如此程度:保安的人数却比农民多!

劳尔的改革意在打破大锅饭造成的低效、慵懒,取消公民消费的各种限制,比如入住涉外酒店、出国旅游等;砍掉大量吃空饷的人,上百万人要从“体制内”被赶出来,他们需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市场,可以想象,如果劳尔的改革得以贯彻,那么很多古巴的官员或者公职人员需要“下海”。

古巴的改革标志着斯大林模式的遗产被清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头再来”。英国经济学家德赛认为,苏联东欧的解体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失败,反而是“马克思的复仇”,因为,如果要在市场与政府谁将主导经济之间进行选择,马克思会站在市场一边。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是政教分离的原则,那么,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则需要实现权力与资本的剥离。苏联东欧的转轨、越南的改革,以及劳尔开启的古巴改革顺应了工业革命二百多年来市场主导经济发展的潮流。

改革的刹车和油门

   改革,就是一场利益调整的博弈,尤其是精英阶层的重塑。卡斯特罗兄弟在改革方面的立场是否一致、领导层的新旧更替、军人在国家的地位等问题都可能是古巴改革的刹车,而劳尔的改革意志与举措、美国缓和与古巴关系或者新的油气资源的发现是古巴改革的油门。

    劳尔曾说,时间不多了,需要干的事情却不少。的确如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有一个窗口期或者机遇期,对于古巴而言,卡斯特罗兄弟的寿命就是一个窗口期。强人主导政治改革能够避免诸多风险,已近耄耋之年的劳尔还能为古巴改革工作多少年,这是个未知数。

两个卡斯特罗是年龄相仿的兄弟,但是却要承担不同的政治责任,菲德尔是革命家,劳尔需要是改革家,前者需要激情与浪漫;后者需要务实与稳重。菲德尔关注世界革命,而劳尔则为古共干部的断层而忧心。劳尔在六大上宣布结束领导人终身制,每届5年,不超过两届,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在这个问题上,菲德尔也难逃其咎,幸好,哥哥容忍了弟弟的“变相批评”。

古巴革命半个多世纪,但是在台上掌权的基本还是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并非一夕之功。古巴六大之后,政治局中的15名成员中有12名都属于老年人,此外,军人在古巴政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央委员中有27位军方人士。2008年,劳尔接任国家领导人时说,并不是他本人接替哥哥的位子,而是整个古巴共产党,言下之意,古巴未来需要政党政治而不是领袖政治。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经济体系下,半个世纪的时间足以形成大量的利益集团或者政治家族,苏联的崩溃被认为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劳尔需要跨过“上层革命”的险滩而软着陆。

除了劳尔个人的政治意志以外,美国的态度也至关重要,奥巴马上台之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尤其是古巴海域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也是可以期待的。而在佛罗里达半岛的上百万古巴移民,将会古巴的改革注入资本、经验与活力。古巴已经逐渐放开古巴血统的美国公民与古巴的交流限制,当意识形态的禁忌为经济联系的纽带所取代的时候,这些海外的古巴人将是推动古巴改革的又一发动机。

改革,不可毕其功于一役,劳尔采取政经并举的改革方略,或许可是为古巴奠定一个比较稳定的改革框架,避免“路径依赖”的陷阱。劳尔能够自我限制任期,说明他意识到是良好的制度,而非领袖个人才是推动改革前进的“永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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